配资炒股系中共中央在特定环境下所采纳的非常规举措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兴翻旧账。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就跑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去翻旧账，专拣那些“文物级”的报刊翻。翻着翻着，一大叠1936年的《华北日报》直叫他们欣喜若狂。翻到灰头土脸的《华北日报》10月14日第2版，一则“反共启事”赫然入目：

高仰云反共启事

仰云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高仰云

高仰云，曾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其发布的“反共启事”令南开的红卫兵们如获至宝。他们平日里言必称革命，却未曾料到高书记竟在历史的长河中隐藏着反共的立场。这一发现令红卫兵们震惊之余，喜悦之情油然而生，革命的义愤在胸中激荡，他们心中那份革命的激情仿佛瞬间沸腾，热血沸腾。

红卫兵持续翻阅《华北日报》。一则又一则的“反共启事”接连出现，有时由单一人操刀，有时则是众人联手。自1936年8月31日至1937年3月14日，共分九批发表，数量恰好，总计61人。

61人获释，执行中央决定。

九一八事变尚余硝烟，北平西城区的草岚子胡同间，忽而崛起一座监狱。该监狱原为一处不起眼的大院改建而成，内分“南监”与“北监”，设有狭窄的牢房二十间，关押容量达百人。此地为关押之场所，却未命名为“监狱”，反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专为共产党人设，意图通过所谓的“软化政策”促使他们“反省自新”。不日之前，在天津与北平被捕的薄一波、安子文等共计61位同志，悉数被押解至此新建的“反省院”。

1936年春季，刘少奇化名“胡服”，肩负中共中央代表的使命，赴平津地区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彼时的春天，实则孕育着一场重大转折。胡服历经风尘仆仆，跋涉三月之久，正是为了顺应并推动这一转折的到来。中共与张学良的谈判，乃至与国民党最高层的交涉，均在秘密中进行。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工作曾闭门自守，或是开门迎敌，直面街头，无所畏惧。然而，胡服提出，这样的做法已不再适用！因此，在那个时期，胡服在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发出的声音，主要便是倡导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被监禁于草岚子反省院中的这批犯人，其中众多人深受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之害。尽管他们在春日之际似乎迎来了转机，然而其中亦潜藏着更为严峻的危机。若华北地区不幸沦陷，他们必将落入日寇的魔爪；若他们被转移至南京，其后果亦难以预料；更有甚者，狱方为减轻负担，随时可能对他们下毒手。

北方局以胡服为首，对于这批人的困境日益关切。在此之际，胡服亦察觉到，随着形势的逐步好转，诸多领域皆可大有作为，然而他苦寻良才却无所获。曾任“柯老”之名的柯庆施，即时的“柯敬史”，在胡服麾下担任组织部长。他也深感应当解决“草岚子问题”，便向胡服提出了建议，主张让狱中之人按照监狱当局的规定，完成出狱的手续。胡服听闻此言，认为建议可行，遂立刻起草报告，上报陕北中央。经过一番商议，陕北中央迅速批准了北方局的提议。

1936年6月，一封传达北方局指示的密信秘密送达狱中。信中内容指出，当前外界形势大好，各项工作虽已启动，却因无人执行而停滞不前，急需补充人手。北方局建议狱中同志通过“出狱手续”（即在狱方准备的《启事》上按手印登报出狱）早日获释。然而，狱中党支部经过深思熟虑，怀疑此为狱方设下的陷阱，遂拒绝执行此建议。不久后，第二封信再次送达，强调上封信出自中央代表胡服同志之手，并警告若继续抗拒执行“出狱手续”，将犯下严重错误。在收到第二封信后，狱中党支部进一步核实信息，并在收到第三封信后，确认此为中央决策，最终同意履行手续出狱。自1936年8月31日起，薄一波等61人分九批在《华北日报》刊登“反共启事”，逐步离开了草岚子监狱。

61人的获释，系中共中央在特定环境下所采纳的非常规举措。事态本身便昭然若揭，这61人系遵从中央的决策，而非刘少奇的指示。1943年，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们获释的经过，毛泽东回应道：“此事我有所耳闻，中央对此负有全责。”同时，毛泽东亦对他们狱中的抗争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与赞誉。

1936年61人出狱事件，弄出了很大动静，除了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党内许多人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借此事件整人的康生，都知道此事。1943年12月，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汇报关于反特斗争问题，说：“在河南红旗政策下，有假圣旨自首者如×××，有真圣旨自首者，如刘少奇允许薄一波等自首。”又据于光远和曾彦修回忆，1947年，康生率中央土改工作团抵达山东渤海区，积极协助当地推进土地改革工作。次年春节期间，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特邀康生及团队共进晚餐。饭后，康生与于光远、曾彦修等工作团成员漫步闲谈。闲谈中，康生从刘格平曾蹲过草岚子监狱谈起，谈及薄一波等人的获释之事实，康生强调，薄一波等人士依法完成释放程序，乃中央之决策。唯独刘格平，他并非薄一波所属的那个支部成员，因而未能及时办理释放手续。直至日本宣布投降，他才得以出狱，却因此多承受了8年的牢狱之苦。康生大约是想说，刘格平这个人很怪，傻乎乎地吃了不该吃的苦。

红卫兵翻历史旧账，寻突破口。

南开大学红卫兵着手清算这段历史旧账，时间大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1966年的八九月。据红卫兵所述，他们揭露“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行径，是从调查高仰云事件开始的。

高仰云早已于两年前改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此时正在南开大学的家中休养，他的夫人李琛还在南开大学工作。校园内对“黑帮”的愤怒之火迅速蔓延，李琛也未能幸免，被诬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高仰云自然不干了，说:“对李琛的打压，是对我高仰云名誉的抹黑。”他坚信：“李琛绝非反革命，这纯粹是政治陷害！”高仰云深信这一事件是时任党委书记臧某某的策划，因此，与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变得愈发尖锐。当时，《新南开》报记者如此生动地描绘道：：“高家大院，曾一度笼罩着冷清的寂静，转眼间化身为熙熙攘攘的繁华市集。休养在家的高仰云，成了南开园中的活跃分子，他接待访客、参与座谈、四处游说、发表演讲、进行‘扎根串联’。”随着高仰云与臧某某之间的冲突加剧，校园内群众间的斗争愈发激烈，武斗加剧，血案频现。

邪火轻易点燃了高仰云的心。传闻中，南开红卫兵那时的思想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高臧之间的斗争究竟是什么斗争？”臧某某“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仰云“又是何许人”？据说还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多少个不眠之夜，八一八小将围坐在一起，捧着红彤彤的宝书，讨论，冥思苦想，寻求答案。”答案出来了：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大搞社会调查，揭开高仰云的历史，进而揭开南开大学阶级斗争的大盖子。

显然是有人向红卫兵透露了一丝线索：高仰云曾坐过国民党的牢，同他一起坐牢的还有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高仰云与杨献珍交往极深，杨在牢中曾经给高喂过饭。或许南开大学里确实有人自觉或被迫向红卫兵提供了线索，但为他们撑腰打气并为他们指点迷津的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8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的当天，康生也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忽然发现就在自己身后的不远处，一位红卫兵也在观礼。康生走过去搭话，一问是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红卫兵见是“康老”，受宠若惊之余连忙请教“下步该如何搞法”。康生说：“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定个走资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定个叛徒特务，就永世休想翻身！”红卫兵又问：“如何去查呀？” 康生回答：“去图书馆、档案馆查找解放前报纸和档案！”他还当场写下条子：“为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彻底进行，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历史档案资料，望给予协助。”条子上签有康生的名字。

康生不仅为南开红卫兵指点迷津，而且还向他们发放了“抓叛徒”的“特别通行证”。至于具体地揪高仰云，并以此作为突破口揪出薄一波等61人，最后揪出刘少奇这个“黑后台”，康生似乎不曾向南开红卫兵彻底点透。实际上，康生有自己的班子。早在1966年8月初，为了呼应彻底打倒刘少奇，康生即指使“彭真专案组”对1936年的出狱事件进行调查。“彭真专案组”领旨后，很快成立了“1936年专案”（简称“三六专案”）。这个专案组在1967年3月7日的调查报告中写道：“自1966年8月初，遵照康生的指示，我们自8月份开始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一批人所谓简单手续出狱的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我们查阅了当时北平出版的各类报纸，并审查了他们的档案。”大约在1966年9月，专案组已查到《华北日报》上的“反共启事”。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泽东，表达了他的怀疑：“我长久以来一直怀疑少奇同志关于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是否正确。”“近期我让人查阅了1936年8、9月的北平报纸，根据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这一决定显然是错误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反共的举动。”康生还在信中附上了报纸的影印件。

自8月18日以来，南开的红卫兵迅速奔赴北京，直指薄一波、安子文与杨献珍。他们未能找到薄一波与安子文，遂先发制人，将矛头指向杨献珍。在“首战杨献珍”的前夜，红卫兵群情激昂，共同立下毒誓：“杨献珍，纵你铁骨铮铮，我们亦必击落你两颗獠牙！”

其实，此时的杨献珍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至多是只“死老虎”。康生一次又一次对他下狠手，先是借“反右倾”之风将他从中央党校校长降为副校长，继而又亲手导演了批判“合二为一”的“好戏”，彻底将他扫地出门。在哲学所，南开红卫兵一上来就将杨献珍围在屋子中间，像审犯人一般进行突击审问。他们单刀直入：“杨献珍！你和高仰云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杨献珍知道来者不善，一口咬定说：和高只是一般认识，没有什么联系。此后，无论红卫兵怎么问，杨献珍或者说声“老糊涂了，什么也记不清了”，或者就索性不开口。红卫兵情急之下只好背毛主席语录并放出狠话：“杨献珍！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你们的逻辑！既然你不交代，那也好，限你五分钟考虑，五分钟后我们再来。”五分钟后，红卫兵果然杀气腾腾地来了。此时，年届古稀的杨献珍已是满头大汗，嘴唇哆嗦，再也无力抵挡红卫兵的“革命攻势”，不得不承认他在1936年和高仰云一起蹲过敌人的监狱，还在狱中给高喂过饭。红卫兵顿时一阵狂喜，急不可耐地追问他们在狱中的情况。杨献珍说我据实交代吧，就把他们在狱中如何立场坚定如何英勇斗争直至出狱的故事说了一遍。红卫兵突然大喝一声：“杨献珍，收起你的鬼把戏吧！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他们竟能对你这位立场坚定英勇斗争的共产党员大发善心？老实交代你们是怎么出狱的吧！”

杨献珍心中深谙，这段狱中经历容易引起误解，更易被心怀叵测之人所利用。对于眼前的红卫兵而言，理解这段历史更是难上加难。在他心中，直到最后关头，他都不愿将这段经历公之于众。然而，如今“最后一刻”已然来临，他被迫揭露了自己与高仰云在上级指令下，通过发布“反共启事”而获释的经过。同时，他还不得不承认，发布“反共启事”的还有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

摸清关键环节，历经艰辛。

在成功揭露杨献珍与“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联系之后，南开的红卫兵紧接着直奔北京图书馆，一头扎进了浩瀚的古籍之中。挖掘那些“反共启事”并非易事，红卫兵们“日仅一餐，饮水仅几口，以冷馒头果腹”，连续激战了三天三夜，最终在《华北日报》中找到了61份“反共启事”。

可是，“反共启事”上大多是化名，比如，薄一波化名“张永璞”，刘澜涛化名“刘华甫”，杨献珍化名“杨仲仁”，安子文化名“徐子文”。反复翻阅“反共启事”，红卫兵仍旧一头雾水。死材料不会说话，还得抓活的，他们很快总结成了两句话秘诀，叫做“死人活对，死材料活查”。在翻阅故纸堆的过程中，红卫兵先后六次提审杨献珍。他们自己也不禁承认：“攻破杨贼是破获叛徒集团的关键”。他们自豪地宣称，这是遵循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教导所取得的成果。根据“供出”的线索，红卫兵乘胜追击，直捣廖鲁言（农业部长），“怒斥”徐冰（统战部长），“激战”朱则民（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至1966年10月，红卫兵已摸清了一些人名，并大致掌握了这个庞大“叛徒集团”、“叛党投敌”的关键环节：“这伙叛徒自首出狱是刘少奇指示的。刘少奇指示‘狱中党员可以履行自首手续’。刘少奇是叛徒之首。刘少奇的‘指示’是由徐冰传给孔祥祯（第一轻工业部长），孔又传给狱中薄一波的。”

11月1日，初冬北京的深夜，高教部的一间木工房里灯火通明，红卫兵正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奋笔疾书，起草给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请示报告”。红卫兵写道：“现已查明，他们是一伙叛徒”，“刘少奇是叛徒之首”。在“请示报告”中，红卫兵向中央请示：（1）刘少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交代过这个问题没有？（2）这个问题党内有过结论没有？如果有，是谁做的？我们认为必须重新评价这个问题。（3）不管如何，我们认为他们都是叛徒，必须彻底揭发、坚决打倒！至于什么时候往外打，请中央指示。请示报告最后写道：“此事关系重大，刻不容缓，望速回示。”还附上了高仰云的“反共启事”。

数日之后，红卫兵再度向他们的同窗周恩来寄去一封书信。信中言道：“经分析所掌握的资料，这批叛徒大多身居高位，权势显赫，根基深厚，影响广泛，其危害性不容小觑。鉴于此，我们恳请党中央立即组建专案组，深入调查此事，并承诺将全力协助党中央，将这伙叛徒彻底根除！”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们是在恳求周恩来，基于南开校友的情谊，能够为这一“惊天动地的大案”提供助力。

红卫兵的“请示报告”名为“请示”，实则根本就不想“请示”什么。在那样的“革命气氛”下，他们也不必“请示”什么。红卫兵刚送交了请示报告，就在南开园里贴出了《看！高仰云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叛徒嘴脸》的大字报，并开始揪斗高仰云夫妇。与此同时，他们拉出了许多个“抓叛徒战斗队”，杀向全国各地。据1967年10月他们自己的统计：“踏遍全国二十几个省份，走访了北京、天津、上海……数百个大中城市，历时一年左右时间，先后出动一万五千多人次，行程二百万公里”。

一支红卫兵战斗队伍直指西北局所在地的西安，他们的猎物是那位银发飘逸的“白匪”刘澜涛。然而，经过二十余日的搜寻，刘澜涛依旧逍遥法外。无奈之下，红卫兵将西北局办公楼层层围困，并“果断地发起了静坐示威的革命行动”。终于，在一个大雪漫卷的夜晚，一位目光锐利的红卫兵发现了刘澜涛乘坐的轿车。轿车疾驰向前，红卫兵紧追不舍，最终，“奇迹发生了！凭借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八一八小将仅凭一双坚实的脚步，追赶上了刘澜涛的轿车，并在深山老林中将他生擒”。

还有一支战斗队，在白山黑水间跟踪追击。他们早就查出61人“叛徒集团”中的“罗霖祥”和“汪德光”“盘踞”在东北局。“罗霖祥”如今叫“赵林”，任东北局委员、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汪德光”真名叫“王鹤峰”，任中央监委候补委员、中央监委驻东北局监察组组长。揪斗赵林，因为周恩来的干预而出师不利，于是，战斗队就集中火力搞王鹤峰。不料王鹤峰听到了风声，走为上策，躲到了大连。战斗队日夜兼程赶往大连，将他当场“抓获”。面对红卫兵的审问，王鹤峰拒不承认自己就是“汪德光”。这一次，红卫兵居然不急，玩起了“欲擒故纵”的“好戏”。王鹤峰却有些急了，连夜从大连给东北局组织部发电报，请求有关人员帮助转告各地的草岚子难友，如果红卫兵向他们打听他在狱中的名字，“务请绝对不要告诉”。红卫兵果然“神通广大”，电报落入了他们手中。王鹤峰发了电报，仍不放心，急忙赶回东北局，从家中翻出在草岚子与薄一波、安子文等的合影照片，乘飞机到了北京。红卫兵仍旧不动声色，坐了火车，尾随而至。在北京，王鹤峰的警惕性提高了，发现红卫兵在跟踪自己，他一面让随从与红卫兵周旋，一面搬了住处。自以为很安全了，他就满北京城找难友，“大搞攻守同盟”。他当然不能想到，“小将们暗暗跟着王鹤峰，找到了一个又一个叛徒的家”。红卫兵简直比昔日搞过地下工作的王鹤峰还厉害，所以，事后他们在自己的小报上大肆嘲笑王鹤峰：“大叛徒王鹤峰为小将领了路，做了向导，他还自鸣得意。”

六十一个个体被指控为“叛徒集团”成员，同时，所谓的“总后台”也被揭露出来。

全面出击的南开红卫兵也并非总是那么春风得意，上上下下都有人不买他们的账，或者索性跟他们对着干。南开的另一派红卫兵“卫东”，与“八一八”争着“抓叛徒”。他们也远征大西北，发誓要揪出刘澜涛。11月23日，南开“卫东”伙同当地红卫兵准备在西安召开大会，批斗刘澜涛。西北局电话请示中央，周恩来于24日回电说：“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在将电报稿送毛泽东审批时，周恩来特地附信说明：刘澜涛等人出狱事七大、八大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全国各地的抵制乃至反击就更多了。红卫兵曾自述他们所遭遇的“革命低潮”：“阶级敌人手忙脚乱，以垂死的疯狂加紧了对八一八小将的政治迫害”，“迎面而来的是围、追、堵、截、砸、打、抢、抄、抓”。但是，红卫兵很快迎来了“一月革命”的风暴。1967年1月9日，红卫兵又写就一份《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报告》，送交“中央并中央文革”。请示报告历数“刘少奇叛徒集团”30多年来的“三反”罪行，列出了300名叛徒的地域分布表。最后，就“今后怎么搞”作出了战略部署。自此以后，南开红卫兵日益获得中央文革的青睐。中央文革多次说过：“南大八一八抓叛徒是革命行为，我们完全支持他们”。尤其是康生，“一月风暴”以后，不只一次公开支持南开红卫兵。他曾在中央组织部煽动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南开“八一八”自己也说：“在南京遇到困难时，康生同志亲自打电话给南京军区，帮助我们解决困难。陈伯达同志、谢富治同志、姚文元同志、戚本禹同志等中央首长曾多次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

南开红卫兵最得意之作，是所谓的“寒天风雪月，三审张闻天”。各地战斗队的一条条重要线索，汇聚到天寒地冻的北京城。又一个大目标出现了，红卫兵发现自己正在逼近“叛徒集团的总后台”。北京战斗队断然决定提审张闻天。1967年2月14日，红卫兵一审张闻天。他们一涌而上，团团围住了张闻天，你一言我一语，“愤怒揭发张闻天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张闻天似乎并不把红卫兵放在眼里，“他傲慢地又吸烟，又喝水”。问得急了，就声辩说：“我是一贯紧跟毛主席的。”这很是激怒了红卫兵，他们又质问张闻天：“（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你伙同彭德怀，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这难道就是你的所谓一贯紧跟毛主席吗？”张闻天只好承认：“我就反了这一次。” 红卫兵这才大声喝住了张闻天，单刀直入问：“你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1936年，你就曾经勾结刘少奇，指示别人自首出狱。” 张闻天被突然袭击，半晌说不出话来。红卫兵再三要他“放老实点”，他含糊其词：“也许刘少奇给我打过电报。” 红卫兵步步进逼：“什么内容？”张闻天说：“我不能说。” 红卫兵问：“为什么不能说？” 张闻天答：“记不清了。”

张闻天显然采用了拖延的策略。面对棘手的局面，他心中犹豫不决，不仅在二审三审中故意拖延时间，而且在后来的审问中同样如此。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在被南开红卫兵审问的那段日子里，张闻天显得“犹豫不决”。他既不愿无视事实，将责任推卸给刘少奇，从而使其蒙受不白之冤；也不愿直面事实，直言毛泽东知晓此事，以免自己遭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控。经过深思熟虑，张闻天决定给掌握真相的康生写信。在信中，他只是委婉地表示，此事的回忆结果是“经中央批准”，并询问康生查阅档案后能否给予明确指示。然而，连续寄出两封信件均无回应，张闻天遂决定独自承担后果，并在向南开红卫兵提交的“交代材料”中写道：“我现在记得，当时我并未向毛主席报告此事，也未在中央特别会议上提及。”

审完张闻天，事情的“真相”也就清楚了。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变节材料》及批示。此材料由康生掌控的“彭真专案组”写成，而批示不过是更加提纲挈领。批示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的这个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批示还引用了毛泽东1月31日在别处的一段批语：“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自“四人帮”覆灭、“文化大革命”终结以来，涉案的六十一人及其相关受累者纷纷向党中央提出申诉，力求昭雪。1978年12月16日，党中央正式发布《关于同意中央组织部〈“六十一人案”调查报告〉的通知》，此举标志着“六十一人案”的平反工作正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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